大家好，关于战争史记双人版游戏攻略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《史记》中描写战争的片段史记中有哪些描写古人战争的知识点，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和问题，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，还望关注下本站哦，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！
一、楚汉战争垓下之战史记记载原文
《下祖本纪》：“五年，下祖取诸侯兵共击楚......楚天。鲁为楚脆守没有下。汉王引诸侯兵北，示鲁女老项羽头，鲁乃落。遂以鲁公号葬项羽谷乡。借至定陶，驰进齐王壁......”
《项羽本纪》：“项王......四周皆楚歌，项王乃年夜惊曰：“汉皆已经患上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！”项王则夜起，饮帐中。有好人名虞，常幸从；骏马名骓，常骑之。
因而项王乃悲歌大方，自为诗曰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没有利兮骓没有逝。骓没有逝兮可柰何，虞兮虞兮柰如何！”歌数阕，好人以及之。项王泣数止下，摆布皆泣，莫能俯视。因而项王乃下马骑，麾下勇士骑从者八百余人，曲夜溃围北出，驰走。仄明，......丢失讲，问一田女，田女绐曰“左”。
左，乃陷年夜泽中。以故汉逃及之。项王乃复引兵而东，至东乡，乃有二十八骑。汉骑逃者数千人。项王自度没有患上脱。谓其骑曰：“吾起兵至古八岁矣，身七十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已尝失利，遂霸有世界。
然古卒困于此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功也。古日固殊死，本为诸君快战，必三胜之，为诸君溃围，斩将，刈旗，令诸君知天亡我，非战之功也。”乃分其骑觉得四队，四城。汉......数十百人，复散其骑，亡其两骑耳。
乃谓其骑曰：“奈何？”骑皆伏曰：“如年夜王行。”因而项王乃欲东渡黑江。黑江亭少船待，谓项王曰：“江东虽小，天圆千里，寡数十万人，亦足王也。本年夜王慢渡。古独臣有船，汉......数百人。项王身亦被十余创。
瞅睹汉骑司马吕马童，曰：“若非吾故交乎？”马童里之，指王翳曰：“此项王也。”项王乃曰：“吾闻汉购我头令媛，邑万户，吾为若德。”乃自刎而去世。王翳与其头，余骑相蹂践争项王，相杀者数十人。
最厥后，郎中骑杨喜，骑司马吕马童，郎中吕胜、杨武各患上其一体。五人共会其体，皆是。故分其天为五：启吕马童为中火侯，启王翳为杜衍侯，启杨喜为赤泉侯，启杨武为吴防侯，启吕胜为涅阳侯。"
二、大家,关于秦汉战争的事应该看史记的哪些
“秦汉战争”具体指什么呢？
如果指的是秦汉之交时期的战争史事，学界一般不会用“秦汉战争”来表述的，而是用“秦末战争”、“楚汉战争”。
《史记》中记载这一时期战争史事的主要有《项羽本纪》、《高祖本纪》、《陈涉世家》，这几篇可以说是提纲挈领；《秦楚之际月表》将这一时期史事以表格形式简要概括，比较有用；其余如《萧相国世家》、《曹相国世家》、《留侯世家》、《陈丞相世家》、《绛侯周勃世家》、《张耳陈馀列传》、《魏豹彭越列传》、《黥布列传》、《淮阴侯列传》、《韩信卢绾列传》、《田儋列传》、《樊郦滕灌列传》、《张丞相列传》、《郦生陆贾列传》、《傅靳蒯成列传》等篇也都有相关记载，但都以人物为主，记载比较散乱，不易把握。
总之《史记》是纪传体史书，史事散于各篇之中，不易把握。专业初学者，或只是想了解基本史事的话，建议从《资治通鉴》（卷七至卷十一）入手，《资治通鉴》为编年体史书，叙述按时序，比较有条理，且这一部分的史料来源多为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可以参考来看。
如果指的是秦汉时期的所有战争，那就比较复杂了，可以追问～
希望对你有帮助！
三、《史记》中描写战争的片段史记中有哪些描写古人战争
《史记》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五彩缤纷，波澜壮阔。与《左传》《汉书》等正统史传相比，其战场描写既有数量上的增加，更有质量上的提高，呈现出“小说化”倾向。如果与《三国演义》等战争小说相比，它的史家特色又凸显出来。以史传与战争小说为参照，《史记》战争场面描写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：
一、峻洁简净，不枝不蔓
柳宗元以“洁”来称许《史记》，他说：“《谷梁子》、《太史公》甚峻洁，可以出入。”（《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》）又说：“参之《太史》以著其洁”。（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）柳宗元没有进一步解释“洁”的含义，桐城派主将方苞对此有阐发，他说：“子厚以‘洁’称太史公，非独辞无芜累也，明于义法，而所载之事不杂，故其气体为最洁也。”（《归方评点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）桐城派的余脉曾国藩对此也有解释：“事绪繁多，叙次明晰，柳子厚所称太史之‘洁’也。”（《求阙斋读书录》卷三）综合前贤的评述，柳宗元所谓的“洁”，是指司马迁见识高超，叙事能抓住要害，能用最少的文字把纷繁的历史写得井井有条，语言不枝不蔓，干净利落。
《高祖本记》所叙垓下战阵就很能体现司马迁写战“峻洁”之妙：
五年，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，与项羽决胜垓下。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，孔将军居左，费将军居右，皇帝在后，绛侯、柴将军在皇帝后。项羽之卒可十万。淮阴先合，不利，却。孔将军、费将军纵，楚兵不利，淮阴侯复乘之，大败垓下。 [1]（P378-379）
陈仁锡云：“淮阴侯极得意之阵，太史公极用意之文。曰：“‘孔将军居左，费将军居右’，张左右翼也；淮阴侯小却，诱敌也；‘复乘之’，合战也。所谓‘以正合，以奇胜，奇正还相生’也。” [2]（P718）司马迁所叙垓下战阵，仅六十字，而阵法、战法之奇皆具，言简而事丰，虎虎有生气，使人感觉铁流滚滚的几十万大军如排山倒海般压将过来，如潮水般的大阵中又潜伏着不可捉摸的玄机。班固写这段历史时，对《史记》的这段文字却弃而不用，使神韵顿失。
针对《史记》的峻洁简净，吴敏树也曾大发感慨道：“史家原只依事实录，非可任意措置，然至事大绪繁，得失是非之变，纷起其间，非洞观要最，扫除一切旁枝余蔓，未得恣意详写，使其人其事终始本末，真实发露，读者警动悲慨，千载下如昨日事也。……故下笔万言，滔滔滚滚，如长江大河，激石滩高，回山潭曲，鱼龙出没，舟楫横飞，要是顺流东下，瞬息千里，终无有滞碍处耳。从来良史记事，第一论识，而柳子之评史公曰‘洁’，真是高眼看透。学者但能从有会无，即详知略，则于序事文，立占胜步矣。” [3]（P297-298）与《三国演义》等古典战争小说相比较，《史记》战争场面峻洁简净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，小说可以不为史家笔法所限调度大量文字去摹写战场景象，而史家却不能这样随性而为，纷繁庞杂的内容与有限的篇幅之间的矛盾，迫使史家必须用笔简净。司马迁要在五十二万字的篇幅内叙写三千多年的历史，就必须要在“洁”上下功夫，战争场面描写的峻洁简净也就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了。
二、战斗描写，泄郁抒愤
史家写战重在战略方针的制定与实施，对于具体的战术战斗层面的东西涉及很少，而司马迁对此却有了不小的超越，这在东城快战及李广与匈奴的几次战斗的描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先看《项羽本纪》中的东城快战：
项王乃复引兵而东，至东城，乃有二十八骑。汉骑追者数千人。项王自度不得脱。谓其骑曰：“吾起兵至今八岁矣，身七十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，遂霸有天下。然今卒困于此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今日固决死，原为诸君快战，必三胜之，为诸君溃围，斩将，刈旗，令诸君知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”乃分其骑以为四队，四乡。汉军围之数重。项王谓其骑曰：“吾为公取彼一将。”令四面骑驰下，期山东为三处。于是项王大呼驰下，汉军皆披靡，遂斩汉一将。是时，赤泉侯为骑将，追项王，项王瞋目而叱之，赤泉侯人马俱惊，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。汉军不知项王所在，乃分军为三，复围之。项王乃驰，复斩汉一都尉，杀数十百人，复聚其骑，亡其两骑耳。 [1]（P334-335）
再看《李将军列传》写李广与匈奴的一次战斗：
匈奴大入上郡，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。中贵人将骑数十纵，见匈奴三人，与战。三人还射，伤中贵人，杀其骑且尽。中贵人走广。广曰：“是必射雕者也。”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。三人亡马步行，行数十里。广令其骑张左右翼，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，杀其二人，生得一人，果匈奴射雕者也。已缚之上马，望匈奴有数千骑，见广，以为诱骑，皆惊，上山陈。广之百骑皆大恐，欲驰还走。广曰：“吾去大军数十里，今如此以百骑走，匈奴追射我立尽。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，必不敢击我。”广令诸骑曰：“前！”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，止，令曰：“皆下马解鞍！”其骑曰：“虏多且近，即有急，奈何？”广曰：“彼虏以我为走，今皆解鞍以示不走，用坚其意。”于是胡骑遂不敢击。有白马将出护其兵，李广上马与十余骑饹射杀胡白马将，而复还至其骑中，解鞍，令士皆纵马卧。是时会暮，胡兵终怪之，不敢击。[1]（P2868-2869）
李广追击匈奴射雕者遇围，他令士卒下马解鞍吓退敌军。《李将军列传》还写了李广被匈奴所俘后而夺马得脱，写李广身陷重围而射杀匈奴裨将。这几次战斗描写凛凛生风，如在目前，它们不涉方略，着力突出的是英雄们在战场上采取何种战术而斩将刈旗、使敌披靡。一般而言史家写战略谋划才能使后人从中汲取治军安邦的智慧，活灵活现的战术战斗描写却于此不大相关，但司马迁为什么还会热衷于战场描写呢？答案就在于他要通过这些描写来写人物，来抒情怀。项羽、李广两位战神般的人物之所以那样深入人心，是与司马迁对他们在战场上的骁勇剽悍的叙写分不开的，如果剥离了这些战场描写，人物形象的丰满度就会大打折扣。司马迁还有满腔的郁愤要倾泄，而英雄们酣畅淋漓的战场搏杀就成了他渲泄情感的一个突破口，他以酣畅淋漓之笔叙写酣畅淋漓之战，抒发了对悲剧英雄人生命运的深沉的感慨之情。
司马迁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清醒的认识，在他笔下没有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“原生态”的战斗拼杀描写，有时实在无法回避战争的残酷性叙写，他就沿袭《左传》等已惯用的笔法，就是一笔带过不作详录。如《宋微子世家》写宋城被围，城中“析骨而炊，易子而食”；《晋世家》写晋军失败，掉入水中的士兵争相逃命的惨景是“船中人指甚众”；《项羽本纪》写汉军大败后，汉军尸体使“雎水为之不流”。在司马迁笔下没有尸骨横飞的血腥恐怖镜头，他虽然也写了英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杀人无数，但我们却不认为他们残忍，读者感受到的却是英雄的神勇威猛，体会到的是战争中的铁血豪情，胸中涌动的是和英雄一样的澎湃激情。这也是中国古代战争文学与西方战争文学相区别的重要方面。古希腊史诗《伊利亚特》、印度史诗《玛哈帕拉达》等作品用大量笔墨极力铺陈格斗厮杀的场景，对战场做一种“自然主义”式的复原。而中国古人则是用写意的笔调，极力渲染的是战场的氛围与声势。司马迁虽然写具体的战斗，其笔法却不是“照相式的再现”，而仍是“写意式的表现”。它形式上似乎是“术”的层面，实际上仍属“道”的范畴。
三、自然描写，点到为止
中国古代的史传里几乎没有自然环境描写的位置，这不是说史官们不会描写自然环境，而是限于史传体例的“潜规则”不能去写。“传、记的重心是社会生活，尤其是影响深远、意义重大的社会生活，景物描写在正史中几乎未留下任何痕迹。稍稍留意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，不难注意到一个事实：人对山水的追求，往往带有逃避社会的意味；山水作为一种审美对象，常常与超越世俗的精神联系在一起。……中国的正史不关注自然景物，不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，而是因为：一种以社会生活为关注对象的体裁，它在文化品格上必须与‘泉石傲啸’划清界限。” [4]司马迁在无形中也受了此“潜规则”的制约，然而司马迁终究是司马迁，他有时就有些不太守规矩，在写战争场面时兴之所至会捎带上几笔自然环境描写，虽然这样的文字很少，但却是出手不凡，其文学史意义不可小觑。请看《项羽本纪》对彭城之战战场自然环境的描写：
项王乃西从萧，晨击汉军而东，至彭城，日中，大破汉军。汉军皆走，相随入谷、泗水，杀汉卒十余万人。汉卒皆南走山，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。汉军却，为楚所挤，多杀，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，睢水为之不流。围汉王三匝。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，折木发屋，扬沙石，窈冥昼晦，逢迎楚军。楚军大乱，坏散，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。 [1]（P321-322）
彭城之战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，项羽以三万精兵大败刘邦五十六万大军，刘邦也差点当了俘虏。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其军事意义，而是司马迁对战场上突然而起的大风的描写，这场大风折断树木，掀开房室，扬起沙石，一时间天昏地暗，司马迁用寥寥数语就将风沙狂啸天昏地暗的战场景象展现眼前。再看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对汉匈漠北决战的描写：
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，见单于兵陈而待，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，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。匈奴亦纵可万骑。会日且入，大风起，沙砾击面，两军不相见，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。单于视汉兵多，而士马尚强，战而匈奴不利，薄莫，单于遂乘六臝，壮骑可数百，直冒汉围西北驰去。时已昏，汉匈奴相纷挐，杀伤大当。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，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，大将军军因随其后。匈奴兵亦散走。迟明，行二百余里，不得单于，颇捕斩首虏万余级，遂至窴颜山赵信城，得匈奴积粟食军。军留一日而还，悉烧其城余粟以归。 [1]（P2935）
《匈奴列传》对漠北决战亦有叙写，文字略逊于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。漠北战役是汉武帝与伊稚邪单于决一雌雄的战略大决战，是卫青军功的巅峰。唐人卢纶《塞下曲》“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。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。”即用此事。凌稚隆评曰：“千年以来所无之战，亦千年以来所无之文，而骚人墨客共得本之以歌出塞、赋从戎，未尝不令神驰而目眩也。太史公绝世之姿，故《汉书》不为增损一字。” [2]（P5514）漠北之战的叙写之所以能成为千古绝调，与其中精彩的大漠风沙的描写不无关系，这些描写虽然字数并不多，但对于营造战场残阳如血风沙滚滚的气氛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，千载而下仍能撼魂动魄。
司马迁写战场自然景象不仅是因为要写出战争发生的自然背景，还是因为这些自然景象是影响战争进程的一种客观力量，要真实全面地写战争对此就不能视若无睹，换句话说，司马迁不是为写自然景物而写自然景物，他还没有像文学家那样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的自觉意识，而是有其史家用意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们对《史记》描写战场自然景物的意义也不能低估。一则它为后来正史树立了样板，以后正史写战场景物皆不能出《史记》之牢笼；再则对古代战争小说也多有熏染，它们写战争自然景色绝少铺陈文字，大多也是点到为止，中国古代小说之所以缺少环境描写特别是自然环境的描写，《史记》的影响不能说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无论是史传还是战争小说，文字简洁洗炼成为战场自然景物描写的风格。
四、小说倾向，实中有虚
明清评点家开始将《史记》与小说相提并论，其实也就是看出了《史记》的一个重要特征：小说化倾向。《史记》战争场面描写，也具有小说化倾向的特征。如毛宗岗就拿《史记》中的“垓下之围”与《三国演义》第41回“长坂坡”一段作了比较，他说：
凡叙事之难，不难在聚处，而难在散处。如当阳长坂一篇，玄德与众将及二夫人并阿斗，东三西四，七断八续，详则不能加详，略则不可偏略，庸笔至此，几于束手。今作者将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叙出；简雍著枪、糜竺被缚在赵云眼中叙出，甘夫人下落则借军士口中详之，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则借百姓口中详之，历落参差，一笔不忙，一笔不漏。又有旁笔，写秋风，写秋夜，写旷野哭声，将数千兵及数万百姓无不点缀描画。予尝读《史记》，至项羽垓下一战，写项羽，写虞姬，写楚歌，写九里山，写八千子弟，写韩信调兵，写众将十面埋伏，写乌江自刎，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；及见《三国》当阳长坂之文，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。 [5]
《史记》对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其中战争场面就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方面。二者虽然体裁不同，写作宗旨不同，但在写作手法上确有许多相通之处。《三国演义》是小说中之“正史”，《史记》则是正史中之“小说”。古人常让小说攀附《史记》，以抬高小说的“社会价值”，我们也不妨颠倒一下，让《史记》与后世经典小说相比附，以看清《史记》的“文学价值”。《史记》的小说化倾向，到少有两层含义，一是指《史记》在艺术效果上达到了后世第一流战争小说的水准，使人回味无穷；二是指《史记》像小说一样有“虚构”。试看《田单列传》对“火牛阵”的描写：
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，为绛缯衣，画以五彩龙文，束兵刃于其角，而灌脂束苇于尾，烧其端。凿城数十穴，夜纵牛，壮士五千人随其后。牛尾热，怒而奔燕军，燕军夜大惊。牛尾炬火光明炫燿，燕军视之皆龙文，所触尽死伤。五千人因衔枚击之，而城中鼓噪从之，老弱皆击铜器为声，声动天地。燕军大骇，败走。 [1]（P2455）
火牛阵不可谓不精彩，但其历史真实性是颇值得怀疑的。袁俊德指出其中的破绽：“蕞尔小邑，被围已三年，其不至‘析骸易子’者盖已几希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余耶？火牛之事，当日谅或有之，史家过为文饰，反启后人之疑窦矣。” [2]（P4469）田单事迹在《战国策》中有零量记载，但最精彩的火牛阵具体情节，今本《战国策》不载。今本《太平御览》中载有火牛阵故事，说是引自《战国策》。究竟是古本《战国策》与今本不同，还是《太平御览》的编者将司马迁的《田单传》误以为《战国策》而误收入《太平御览》，现在也都成了疑案。再看《孙子吴起列传》对马陵道的描写：
孙子度其行，暮当至马陵。马陵道陕，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“庞涓死于此树之下”。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，期曰“暮见火举而俱发”。庞涓果夜至斫木下，见白书，乃钻火烛之。读其书未毕，齐军万弩俱发，魏军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智穷兵败，乃自刭，曰：“遂成竖子之名！” [1]（P2164）
邓以瓒曰：“减灶已奇，斫大树自书益奇，期举火更复奇，摹写处甚工。至‘读未毕’，‘遂成竖子之名’，情境跃如，可惊可叹。” [2]（P3808）孙膑破庞涓于马陵道事，《战国策》无详载，只在《魏策》中连带提及。马陵道的战场描写更非“实录”，充满了巧合，孙膑颇像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诸葛亮，神机妙算，百计百中，这可以明显看出司马迁已经有意用了后世小说家惯用的巧合笔法。《史记》具有小说因素，它不仅运用了小说笔法，还有明显的“虚构”，但并不能因此就说《史记》“是”小说，《史记》具有“小说化倾向”是对这一现象的更为准确的概括，《史记》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也是如此。
这些战争场景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艺术感染力，与司马迁突破一般的史家观念密切相关。“以史为鉴”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功利主义态度，总结兴衰成败给时人及后人以智慧，就成为史家责无旁贷的责任。这就要求史家把每件史实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交代清楚，史家或是寓论断于序事之中，或是直接出场表明态度，目的就是要从历史表象中总结出人世的规律，让人们从中汲取经验教训。有了这样的目的与动机，概述性的叙述再辅之以夹叙夹议就成为史家运用最多的表达方式。司马迁著书除了以史为鉴，还是为了“发愤”，他不仅要把历史脉络经验教训写出来，还有要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活灵活现地再现于笔端的自觉意识。为了达到这种目的，他不仅要用概括性的叙述语言，还用了大量的描写手法。从某种意义上说描写手法就是文学手法，大量描写手法的运用就是《史记》区别于其他众多史书的重要特征，这也是造成《史记》人物那么栩栩如生，场景那么生动逼真的重要原因。
《史记》战场描写的成功也源自司马迁对前代艺术经验的广泛汲取。《尚书·牧誓》写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的誓师大会，场面宏大，气氛肃穆，开了写战争大场面的先河。楚辞中的《国殇》声调铿锵，刚健悲凉，把战斗的惨烈战场的肃杀表现得酣畅淋漓，堪称战场描写的千古绝唱。司马相如《天子游猎赋》为代表的汉大赋，对天子及诸侯王田猎盛大景象的铺陈，也是气派十足，田猎场面与战争场面只是一纸之隔，一点即破。汉乐府中的《战城南》对战后沙场的描写，悲壮凄凉，艺术上已近乎化境。积极汲取前代艺术经验，再加上自己的天才创造，司马迁终于摘得了那枝迎风傲霜的战地黄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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